文學期刊推動文學思潮的流變

自1949年《人民文學》和《文藝報》創刊開始,文學期刊就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改變知識分子思想的一把利器。在十七年期間,文學期刊成為了文學批判的載體。新時期以來,文學期刊又成為文學思潮的載體。

一、文學期刊作為文學批判的載體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是一個重大事件。在這一事件中,文學期刊《文藝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舒蕪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舒蕪和胡風本來屬于忘年交,在舒蕪的早期成長中,胡風給予了他巨大的幫助。解放后,由于胡風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一定的抵牾,胡風的思想受到了批判。舒蕪也明顯地感覺到形勢變化對其生活的影響,就想與胡風拉開距離。1952年5月25日,舒蕪在《長江日報》上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中對自己的“主觀”論思想進行了自我批判。同時也“希望路翎和其他幾個人,也要趕快投身于群眾的實際斗爭中,第一步為自己創造理解這個文件的起碼條件,進步掌握這個武器”。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

《人民日報》作為國家輿論的“喉舌”,轉發該文并配發“編者按”,說胡風是一個小集團,這是一種政治風向標。9月25日,舒蕪在《文藝報》(總第71期)上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這是他公開向黨表達忠心并脫離胡風圈子,《文藝報》“編者按”說舒蕪“進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屬的小集團一些根本性質的錯誤思想”,《文藝報》正式表明胡風的思想是錯誤的。1953年,《文藝報》發表林默涵的《胡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兩篇文章,拉開了對胡風的批判序幕。為了反擊對自己的批評,胡風同人決定上書中央。1954年7月22日,胡風將“三十萬言書”親手交給中央文教委員會主任習仲勛,并請他轉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三十萬言書”反駁了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文章,并對50年代以來文藝路線進行了批評,闡釋了自己的文藝觀。1954年10月31日到12月8日,全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8次聯席擴大會議,就《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段唯心主義傾向”和《文藝報》的錯誤展開討論。胡風在這次會議上兩次發言批判《文藝報》的錯誤傾向,由于“三十萬言書”的拋出,最終被當做向黨進攻的證據,1955年1月,《文藝報》第一、二期合刊出版,胡風報告中的第二、四部分被印成小冊子隨刊出版,小冊子前面還有毛主席親自修改的卷首聲明,胡風由此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1955年《文藝報》的第九、十期合刊大規模地發表了《剝去反黨陰謀家胡風的假面目》《請看反黨陰謀家胡風的可憎面目》《胡風反黨集團在新文藝出版社干了些什么?》《我們接觸到的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我的自我批判———胡風》《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與胡風思想劃清界限》《胡風是走的哪一條路?》《胡風是這樣和胡適作“斗爭”的》《剝去胡風的偽裝看他的主觀唯心論的真相》等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對于批判胡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之后,《文藝報》在1955年的5月和6月相繼列出了一系列胡風問題的材料,分別是《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和《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并刊發了一份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通過的決議,這份決議將胡風從作協、文聯、人大代表中除名,并建議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反革命罪逮捕胡風。

“胡風案”的材料和批判文章很多都是在《文藝報》和《人民日報》上刊發的,文學期刊在這種大批判的運動中發揮了輿論導向作用。“胡風案”是左翼文學內部宗派斗爭的結果,在胡風思想中,他要通過文學進行革命,而國家文學的實質則在于通過革命來進行文藝,這兩者之間的沖突也導致了胡風被批判的命運。

二、期刊作為文學思潮的載體

文學期刊是文學思潮的重要載體。文學思潮通過文學期刊得以傳播,文學期刊與文學思潮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究竟何為“文學思潮”,這是一個不好界定的概念,學界對此界定有以下幾種:一是指創作思潮,也就是在某一階段流行的創作方向。二是指文學理論的建構途徑,也就是某一階段文學理論的指向。三是指社會思潮,在某一階段所流行的思想潮流。事實上,在思想思潮、文學思潮和創作思潮之間會形成一種互動關系,文學思潮是介于思想思潮和創作思潮之間的一種思想形態,但是文學思潮和思想思潮之間還是存在著相異的地方,思想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治思潮的影響,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學思潮是精神性和情感性的思想潮流,與國家意識形態有一定的距離,因而我們不能通過用社會思想思潮來界定文學思潮,文學思潮影響著創作思潮,但是不能把文學思潮與創作思潮相等同,文學思潮有著自己獨特的發展軌跡,它與一定時期人們的心理情感需要有很大的關系。要把握文學思潮和創作思潮的關系我們可以從具體的文學期刊出發來進行考察,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流變過程中,文學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推動文學思潮流動的重要推手。

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中,前30年比較重要的文學思潮就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這一文學思潮自1930年代從蘇聯傳入中國后,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文學中占據了統治地位。它作為一種指導性的創作法則成為前30年的文學創作總綱領。建國后,大量的文學期刊刊載了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潮的論文。1952年周揚為蘇聯文學雜志《旗幟》寫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報》轉載)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一切進步作家的旗幟,中國人民的文學正在這個旗幟之下前進”。對這一文學思潮進行反思的是秦兆陽(何值),他發表在《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上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對于現實主義的再認識》一文,認為現實主義最重要的要義在于“追求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由于定義的不科學,會引發很多的歧義,他建議將之改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以區別于別的時代的現實主義,他認為人們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解有些教條化,曲解了現實主義的含義。這是從文學的藝術性方面對這一文學思潮的糾偏,但是由于“反右”的開始,“寫生活”和“寫真實”受到批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1958年被毛主席改造為“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學思潮,相結合意味著革命浪漫主義因素脫離社會主義現實創作方法而獨立出來,并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結合起來,這一結合為后來民歌大躍進和文革激進文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文革”結束之后,在文學上有著重要影響的文學思潮就是“傷痕文學”思潮。“傷痕文學”的起點是劉心武發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上的《班主任》,在“文革”剛結束的年代,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文革”對青少年思想的傷害,與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潮有著相互契合的關聯。作品本身并沒有多少可圈可點的地方,但是由于揭露了四人幫的“愚民”政策,才使得這部作品有了一定的社會價值。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上發表了復旦大學學生盧新華的《傷痕》,“傷痕文學”命名由之產生。之后,《大墻下的紅玉蘭》《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多部“傷痕文學”作品面世。“傷痕文學”的作品在于揭示“四人幫”對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傷害,傷痕文學通過“寫真實”開啟了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道路,改變了“文革”期間虛假的浪漫主義和欺騙的寫實主義的創作思路,但是由于這些作品僅僅宣泄了情感,并沒有能夠對這些傷痕存在的原因等進行深入分析,其作品的社會價值往往大于文學價值。在“傷痕文學”思潮的誕生中,《人民文學》雜志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刊物發表了一定數量的“傷痕文學”作品。“傷痕文學”大概持續了三年時間,后來由于“反思文學”思潮的出現而被取代。《人民文學》在推動“反思文學”思潮的形成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茹志鵑在1979年第2期發表的《剪輯錯了的故事》拉開了“反思文學”的序幕。“反思文學”不同于“傷痕文學”僅停留在揭示罪惡,而是更注重反思清理這種“極左”政治形成的歷史文化及其人性的原因。因此“反思文學”比“傷痕文學”有著更深刻的思想力度。“反思文學”關注“人民”的命運,將“人民”從文學的匱乏中拯救出來,在“反思文學”中,“人民”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如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古華的《芙蓉鎮》、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等。《人民文學》在“改革文學”的發展上也起著推動作用,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就是發表在《人民文學》上。在新時期初期的文學思潮的流變中,《人民文學》發揮了主導作用。由于新時期以來文學與政治的分離,1985年以后,《人民文學》對“文學思潮”的影響在逐漸減小。之后出現的“尋根文學”思潮,《人民文學》就沒有太大的介入。1982年第二期的《新疆文學》發表了汪曾祺的《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語言》的理論文章,之后汪曾祺創作的《受戒》將尋根文學的基礎奠定下來。1985年韓少功在第4期的《作家》上發表《文學的根》,阿城在《文學報》上發表了《文化制約人類》,他們都強調了民族文化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鄭萬隆在《上海文學》發表的《我的根》,強調要將民族文化意識貫徹到文學創作之中。這些“尋根文學”的理論建構文章均發表在相關的文藝刊物,從而推動了“尋根文學”的發展。在創作上,韓少功的《歸來去》《爸爸爸》等均聚焦在我國的民族文化上,對民族文化的悲劇性進行了書寫。馮驥才的《三寸金蓮》則聚焦了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問題。李杭育的《最后一個漁佬兒》對傳統文學進行了批判。可以看出,“尋根文學”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是在文學期刊的推動下向前發展的。

“先鋒文學”的產生也是在期刊的推動下發展的,《收獲》在先鋒文學的發展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①“新寫實主義”思潮則是在《鐘山》雜志的推動下向前發展的。“新寫實主義”興起于1985年,到1989年第3期《鐘山》雜志推出“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新寫實主義”才得以蔚為大觀地發展。“新寫實主義”與“尋根文學”不同,它是由創作開始而后經過理論提煉的。在《鐘山》“新寫實小說大聯展”的卷首語中論及了“新寫實主義”的一些基本特點:強調寫實,專注于對生活原生態的呈現,但是筆調冷靜,態度中立,不對現實生活做任何的價值判斷。代表性作品有:劉震云的《一地雞毛》、方方的《風景》、池莉的《煩惱人生》等。

另外,《上海文學》對“人文精神”的討論也是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推動的一個例證。王曉明1993年6月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論文《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拉開了“人文精神”討論的序幕,《讀書》雜志從1994年3月號到7月號連續發表了5篇題為“人文精神尋思錄”的座談講話,引發了范圍廣、時間長的關于人文精神的熱烈討論和爭論。這場從文學思潮進入的討論最后蔓延到思想領域,在全國范圍內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可以說,文學期刊不僅僅是刊登文學作品的載體,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中,文學期刊在一定程度上還參與了某一特定“文學思潮”的形成、發展與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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